三万四千字的抄本

一九五〇年秋到桂林街。楼梯窄，三楼四楼是学校，二楼是人家。白天在印刷厂排字，晚上上课，按工读制免学费。

同年冬钱先生讲通史，屋里坐不下，门口站着人。唐先生讲哲学概论，讲到激动处，一只手在空中画圈，粉笔灰落在衣服上。

一九五一年听说张先生把太太的首饰当了，交房租。校歌里唱“手空空，无一物”，不是比喻。

一九五三年十月报上登了北京的消息：梁漱溟先生在会上和毛主席争论，被当众批判。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是唐先生让我们读的书。

同日唐先生在课上说起熊十力先生，说他留在大陆了。他没有再说下去。

一九五七年七月底唐先生回来了。叫我去，交给我一叠稿纸，字很密，有许多涂改。说要抄三份，寄台中、台北和美国。

八月三日 晴抄了一天。题目很长。

八月五日 晴 热抄到“同情与敬意”那一段，想起钱先生在《国史大纲》前面要读者对本国历史怀“温情与敬意”。两位先生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。

八月九日 阴抄完。一百多页。手腕肿了。唐先生给了我二十块钱，我不要，他放在桌上走了。

十月二十日 雨听说钱先生不肯签名。同学里有人说钱先生和唐先生不和。我不信。钱先生在课上说过，做学问不要立门户。

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 晴《民主评论》到了。我抄过的字变成了铅字。四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，没有钱先生。

一九六五年冬在图书馆读到一个美国人列文森写的书，说儒家已经成了博物馆里的东西。我想起七年前抄过的那句“中国文化已经死了”，觉得唐先生好像早就回答过他了，虽然那时候他的书还没有写出来。

一九六〇年秋牟先生从台湾来了，先在港大。很瘦，烟抽得很凶，说话一口山东口音，讲康德讲到一半，忽然大笑。

一九六一年唐先生写了一篇文章，说中华民族像一棵大树倒了，花果飘零，散落四方。读完我在宿舍坐了一晚上。我们就是那些花果。

一九六四年前后唐先生又写“灵根自植”。他说，飘零的人，可以在落下的地方自己再把根扎下去。我把这四个字抄在书桌上。

一九七四年五月同学们请唐先生、牟先生吃饭，说是退休宴。唐先生喝了一点酒，没说什么。牟先生说了很多。

同年七月研究所从中大分出去了。唐先生说，新亚精神不在校舍里。我想起桂林街的楼梯。

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去看唐先生。他在改稿子，咳嗽，手边一沓校样。他说：还有一点没写完。

一九七八年二月唐先生去世了。灵堂里挂着余英时的挽联，第一句是“当年哀花果飘零”。

同月我把那个抄本拿出来，翻到第一页：真正的智慧，是生于忧患。二十年前抄它的时候，我二十六岁，以为忧患是要熬过去的东西。现在我四十七岁，觉得忧患是要一直带着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