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面墙

昨夜在盖-吕萨克街。凌晨两点开始扔催泪弹。我们撬起铺路石，下面真的是沙子。有人用粉笔在墙上写：铺路石下面是海滩。

今天在索邦的墙上我也写了一句：我有话要说，但不知道说什么。后来发现，别人早就写过了。

新学校在森林里，房子像临时兵营。没有考试，没有讲台，工人也可以来上课。福柯先生是哲学系的系主任，他穿着白毛衣，很瘦，光头，笑起来很大声。

昨晚我们占领了主楼，抗议警察进了索邦。半夜警察来了。我看见福柯先生也在楼上，和学生们一起，后来和很多人一起被带走了。

人太多了，阶梯教室的过道上坐满了人，我站在门口。他念稿子，念得很快，很少抬头。

我听懂的大概是：在每一个社会里，“谁可以说话、可以说什么、在哪里说、什么话算是真的”，都是被一整套规则控制的。这些规则不是写在法律里的，而是藏在学科、机构、习惯里。疯子的话不算数，医生的话算数；为什么？

开头是1757年处死达米安：几个小时的酷刑，在广场上，所有人都看着。然后翻一页，是几十年后一所少年犯监狱的作息时间表：几点起床，几点祈祷，几点干活，几点吃饭，几点睡觉，一分钟一分钟地排好。

他说，惩罚没有变得更温和，只是换了对象：从身体的痛苦，变成了对灵魂、对时间、对习惯的控制。学校、军营、工厂、医院都在用同样的技术：排队、考试、记录、评分。这些技术制造出“驯顺的身体”。

全景敞视监狱：一座塔在中间，四周是一圈囚室，看守能看见每个囚犯，囚犯看不见看守。最后，即使塔里没有人，囚犯也会自己看着自己。

“没有文本之外。”第一次读到，我以为他说世界上只有书。读书会上的米歇尔说：不对，他的意思是，你永远不可能跳出语言和语境，直接抓住一个“纯粹的事实本身”。

他讨论西方哲学里一对一对的对立：言语和书写、在场和缺席、自然和文化、男人和女人。每一对里，前一个总被当作更高、更原本，后一个被当作次要的、派生的。他做的事是：先把这个等级倒过来，然后指出，两边其实一直互相依赖、互相渗透，谁也离不开谁。

1979年：福柯先生在报纸上写伊朗。他说那里有一种新的“政治的灵性”。我读了很不安。墙上曾写着“人的解放，要么是彻底的，要么没有”：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总在别人的革命里寻找自己失去的那一场。

1982年1月：德里达在布拉格被捕了，说是“贩毒”。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：他去那里给不能公开上课的捷克哲学家们讲课。三天以后放了出来。

福柯先生昨天死了，在硝石库医院。那是他在《疯癫史》里写过的地方，从前关疯人的医院。

他最后几年讲的已经不是监狱和权力了，而是古希腊人怎样“关心自己”：怎样饮食、锻炼、写日记、和朋友谈话，把自己的生活塑造成一个样子。他在一次访谈里问：为什么一盏灯、一座房子可以是艺术品，而我们的生活不可以？

英国的哲学家们联名写信给《泰晤士报》，反对剑桥给德里达荣誉学位，说他的文章不符合清晰和严谨的标准，像达达主义者的把戏。投票结果，336比204，还是通过了。

我有一半同意那封信。德里达有些段落，我读了十遍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可是另一半的我想：如果一个哲学家要讨论“清晰”这个标准本身是怎么来的，他还能用最清晰的方式来写吗？

德里达死了。福柯死了二十年了。我五十六岁，下个月退休。

他最后几年讲宽恕。他说，如果你只宽恕可以宽恕的事，那不是宽恕，只是交易；真正的宽恕，只能是宽恕那不可宽恕的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。我想起1968年那些后来去当了部长、银行家的同学，我宽恕他们吗？我想起我自己。

今天路过盖-吕萨克街，看见有个年轻人在一面新粉刷的墙上用粉笔写：铺路石下面是海滩。他写错了一个字。我没有告诉他。墙总会被重新粉刷，总会有人再写一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