报告与回声

我叫安·布拉德肖，九岁那年进了安科茨的一家棉纺厂。妈妈说，我得等到九岁，因为法律说九岁以下不行。我生日那天，她带我去了工厂。

我的活是在纺纱机下面爬来爬去，把断掉的线头接上，把地上的棉絮扫干净。机器不停，我得在机器转的时候钻进去。工头说，要是手被卷进去，就没手了。

八小时。我每天数着厂里的钟。可是钟有时候走得很慢，有时候走得很快，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。

我们家住在梅德洛克河拐弯的地方，人家叫那里“小爱尔兰”，因为一半的人是从爱尔兰逃荒来的。房子背靠背，一排挨一排，没有后窗，一条巷子二十几户人家用一个茅坑。

那年有个穿得很体面的年轻德国人，常常在我们巷子里走，东看西看，还拿本子记。邻居说他在城里一家纺纱公司做事。我们都觉得奇怪：一个体面人，来这里干什么？

我十四岁了，管两台纺纱机。新的法律说，女工也只能干十二个小时。早上六点进厂，晚上七点半出来，中间有吃饭的时间。

一天里，我觉得自己是自己的时候，只有三个：中午吃那块面包的时候，晚上回家倒在床上的时候，礼拜天下午坐在河边的时候。机器前面的那十二个小时，不是我的。我织出来的那些布，一码也不是我的。

那本德文小册子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曼彻斯特没有人知道。我们知道的是十小时：从今年五月一日起，女工每天只干十个小时。厂里的女工在门口唱歌。

四月，我在宪章派的请愿书上签了名。后来听说，议会的人数了数，说有很多假名字，还有人签了“威灵顿公爵”。他们拿这个笑话我们。我签的是我自己的名字，安·布拉德肖。

十小时只过了一年。厂里想出了“接力”：把我们分成好几拨，一拨上午来，一拨下午来，一拨中间来，厂子从早开到晚，谁也说不清自己到底干了几个小时。视察员来了，账上都对得上。

第二年，听说伦敦的一个法院判了，十小时法等于没有了。再后来，又出了一个新法，说只能在早六点到晚六点之间干活，吃饭的时间大家一起吃。我那年二十岁，嫁给了隔壁纺纱车间的汤姆。

那年冬天，我的小儿子发烧死了，两岁。巷子里那年死了好多孩子。我在厂里请了一天假，第二天就回去了。工头说，再请假就别来了。

我终于知道厂里的钟为什么有时候走得快、有时候走得慢了。早上开工前，钟会往前拨五分钟；中午吃饭，铃声晚响三分钟、早响两分钟；晚上下班，钟又往回拨五分钟。一天十几分钟，一年就是好几天。我们管这叫“啃时间”。

我们偷不回来。我们只能在吃饭的时候吃快一点。

美国打仗了，棉花不来了。厂子一家一家停工。我们靠教区发的救济和教会的汤过日子。汤姆去了自由贸易会堂开会，回来说，大家投票支持那个要解放黑奴的美国总统，哪怕我们自己在挨饿。

后来美国总统来了一封信，说我们是英雄。我把那份报纸剪下来，贴在墙上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英雄。我只知道，如果我们的布是用奴隶摘的棉花织的，那我宁可饿着。

报纸上说，伦敦一个二十岁的女帽工，为了赶做王妃舞会上的裙子，连续干了二十六个半小时，星期五倒下，星期日死了。

她叫玛丽·安。和我的名字一样。

我是安的女儿，玛丽。我读过夜校。今年，那本德国人的书有了英文版，工会的阅览室里有一本。

我翻到第十章，读到那些视察员报告，读到“蚕食和啃咬”，读到那个干了二十六个半小时的女帽工，读到兰开夏的接力制。我把书带回家，念给我妈妈听。

她听了很久，说：这写的是我们。

然后她说：“他出卖的时间什么时候结束，他自己的时间什么时候开始。”你再念一遍。

我五十七岁了，不干活了。孙女上学去了，她不用九岁进工厂了。

那个德国人四年前死了。我从来没见过他。可是我觉得他听见过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