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卷金刚经的自述

我是在长安的逍遥园里出生的。

说“出生”不太准确。我在印度已经活了几百年，用的是梵文。我第一次说汉语，是借一个龟兹僧人的嘴。他叫鸠摩罗什，父亲是天竺人，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。他年轻时名满西域，后来秦国的将军吕光打下龟兹，把他当战利品带走，灌醉了酒，和公主关在一间屋子里，逼他破了戒。在凉州一待就是十几年，吕家父子不信佛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

直到他五十多岁，后秦的皇帝姚兴才把他迎到长安，以国师相待。他在西明阁和逍遥园里开始翻译，旁边坐着八百多个僧人，听他讲，记他说，帮他改。

在他之前，中国人读佛经，常用“格义”的办法：拿老子、庄子的概念去比附佛经里的名相。说“空”，就想到老庄的“无”。道安法师批评说：这样讲，很多地方违背了原意。罗什带来的是另一种翻译：不比附，直接把意思讲出来。

我就是这样被念出来的：

佛说：我教给你们的法，就像过河用的筏子。过了河，筏子就该放下，何况那些不是法的东西。

后来，皇帝逼他接受了十个女子，他从此搬出了僧坊。他每次讲经前都先说一句：臭泥里会长出莲花，你们只采莲花，别去拿臭泥。

他死的时候发愿：如果我译的经没有错，火化以后舌头不会烂。据说，火灭了，身体化成了灰，只有舌头还在。

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传说。我只知道，此后一千六百年，中国人念我，念的都是他的舌头说出来的话。

罗什最好的学生，是一个叫僧肇的年轻人。他原来是个抄书的，读《老子》《庄子》读到说“美则美矣，然期神冥累之方，犹未尽善”，后来读到佛经，才出家。

他把我讲的“空”，用中国人能懂的话写了出来：

旋岚偃岳而常静，江河竞注而不流，野马飘鼓而不动，日月历天而不周。

僧肇《物不迁论》

道远乎哉？触事而真！圣远乎哉？体之即神！

僧肇《不真空论》

道离我们远吗？碰到的每一件事就是真的。圣人离我们远吗？体会到了就是神妙。这句话，三百年后会在禅宗的和尚们嘴里一遍遍地出现。

我也被烧过。

北方的魏国皇帝下令：所有的佛像和“胡人的经”统统砸烂烧掉，和尚不论老少一律活埋。我的很多个身体就在那一年变成了灰。有一个小和尚把我藏在衣服里，跑进了山。太子故意把诏令压了几天，很多人因此逃掉了。

南方有一个和尚叫竺道生，他读了我和我的兄弟们，说了两句当时人人反对的话：成佛是一下子的事，叫“顿悟”；连断了善根的“一阐提”也能成佛。僧团把他赶了出去。后来新的经从印度传来，上面果然写着：阐提也有佛性。

后人传说他被赶走后对着石头讲经，石头都点了头。这是几百年后才有的故事。他自己说的是一句庄子式的话：得了鱼，就忘了鱼笼，才可以和他谈道。

在建康，梁朝的皇帝萧衍爱我爱到把自己“舍”给了寺院，大臣们凑了巨款才把皇帝“赎”回来。可就在他的朝廷上，一个叫范缜的人写了一篇文章：神就是形，形就是神。身体之于精神，就像刀之于锋利。没听说刀没了，锋利还在。

皇帝亲自写文章反驳，最后一句是：“神灭之论，朕所未详。”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

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场关于“人死后还剩下什么”的公开论战。我站在皇帝一边，可我自己也说过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

两百多年后，一个叫玄奘的和尚从印度回来了。他二十几岁时偷偷越过边关，一个人走过沙漠。他在沙漠里发誓：不到天竺，绝不往东退一步；宁可往西死，也不回东边活。十几年后他回来，二十匹马驮着六百五十七部经。

有一天，在皇帝的玉华宫里，太宗问他：旧译的《金刚经》完整吗？

玄奘说：不完整。梵文本的经名叫《能断金刚般若》，旧译少了“能断”两个字。经里三个问题少了一个，两首偈少了一首，九个比喻少了三个。

他说的“九个比喻”，就是我最后那首偈。梵文原本说有为法如星、如翳、如灯、如幻、如露、如泡、如梦、如电、如云；罗什只译了六个。玄奘的新译是这样的：

皇帝说：经书贵在道理，不必为了文辞漂亮而违背原意。于是玄奘按梵本重新译了一遍。

玄奘是对的，他的译本更准确。可后来的一千多年，中国人念的、抄的、刻的，几乎都还是我，罗什那个少了三个比喻的版本。也许人们喜欢的不是准确，而是“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”这十个字念起来的声音。

岭南新州有一个砍柴卖柴的年轻人，不识字。有一天他在集市上卖柴，听见一个客人在念一部经。他站在墙边，听着听着，不肯走了。

那部经就是我。

后来的书说，那个客人念的正是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。其实最早的敦煌本《坛经》没有说念的是哪一句，只说他“一闻，心明便悟”。这句话出现在后来的版本里，在另一个场景：半夜，五祖弘忍用袈裟遮住窗户，给他讲我，讲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他“言下大悟”。

在黄梅的寺院里，五祖让弟子们各写一首偈。大弟子神秀写在墙上：

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有尘埃。

神秀偈（敦煌本《坛经》）

那个卖柴的年轻人在舂米房里干活，不识字，请人念给他听，又请人替他写了一首。在最早的敦煌本里，他写的是：
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无台，佛性常清净，何处有尘埃？

慧能偈（敦煌本《坛经》）

几百年后的版本把第三句改成了“本来无一物”。人们记住的是后者。

他后来在韶州讲法：法本身没有顿和渐，只是人有聪明和迟钝。我的教法，以“无念”为宗旨，以“无相”为本体，以“无住”为根本。

“无住”。这是我说的。他用一辈子把我的四个字讲成了一个宗派。

慧能死后二十年，他的一个弟子神会在滑台的大会上，当着众人宣布：北方那些人传的禅，是旁支，是“渐”；真正的正宗，是我老师慧能的“顿”。

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他讲了很多故事，比如达摩见梁武帝：皇帝问，我造寺、度僧、写经，有什么功德？达摩说：没有功德。

一千二百年后，一个叫胡适的学者在敦煌写本里找到了神会的文章。他说：《坛经》本身，大概就是神会这一派写出来的。另一些学者不同意。我只知道：一个卖柴人的故事，要靠一个善辩的弟子才能流传；而流传的故事，往往比真实的故事更好听。

又一场火。这一次是唐朝的皇帝：四千六百座寺院被拆，四万座小庙被毁，二十六万僧尼还俗。宰相带着百官上表祝贺。

我的很多身体又被烧了。可是此时，我已经不只活在纸上了。卖柴的人不识字，也能听懂我；被赶回家的和尚，把我背在心里。

这一年，一个叫王玠的人，为了他的父母，请工匠把我刻在木板上，印在纸上，粘成一卷，差不多五米长。卷首还刻了一幅佛说法的图。

卷末，他留了一行字：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，王玠为了父母，恭敬地造了这部经，普遍施舍给大家。

我不再需要一笔一笔地被抄写了。一块木板，可以印出一百个我、一千个我。

后来，我被送到了敦煌，送进一个洞里，和几万卷别的经书、文书、画、信放在一起。大约一千零一十五年前后，洞口被封上了。

我睡了将近九百年。

1900年，一个道士清理洞窟的时候，发现了墙后面的我们。几年后，一个替英国人做事的探险家来了，把我们中的很多带走，装上了骆驼。

现在我在伦敦，躺在一个恒温的玻璃柜里。人们说我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、有明确日期的印刷书。来看我的人，大多不认识我身上的字。

可那十个字还在：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