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画 · 一部东西方绘画史 第三部分 · 文艺复兴 / 第 17 章
第 17 章
文人画登场:元明绘画
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百年里,一批不做官、也不靠卖画为生的读书人,把画画当成写字,把一张纸当成写给朋友的信。他们定下的规矩,又被明代苏州的文人接过去,最后由董其昌写成一部“画史”。这一章看这三百多年里,“文人画”怎样从一种态度,变成中国绘画的正统。
约公元 1270 年 — 1640 年 | 元 · 明 | 江南:湖州、苏州、松江、杭州
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(无用师卷)局部 ,1347–1350 年,纸本水墨,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几棵松树,一间草亭,江上一叶小舟;山坡全是一条条长长的干笔线。
时代速写 不做官的画家
1276 年,蒙古军队攻陷南宋都城杭州[1] 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说法是:在元代,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被外来征服者完全统治,成了庞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;而恰恰在这一百年的异族统治下,中国文化不仅存活了下来,还焕发了新的活力[2] 。
蒙古统治者整体上冷落读书人。少数进入官府的,往往只能当地方学校的教师或低级吏员;抵抗时间最长的南方人,还受到有意识的歧视。于是很多读书人退出公共生活,在佛教或道教的庇护下,专心修养自己、经营艺术[2] 。东京国立博物馆在介绍上海博物馆藏画时也这样概括:元代江南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受到压抑,开始把感情寄托在绘画里,绘画表现的重心,由“描绘形”逐渐转向“抒写情”[3] 。
这就是“文人画”的土壤。故宫博物院的定义是:文人画亦称“士夫画”,泛指文人、士大夫创作的绘画,以区别于民间和宫廷绘画;它在北宋经苏轼、文同等人倡导而流行,标举“士气”,讲求笔墨情趣,重视文学修养[4] 。第 8 章结尾米友仁说自己的画是“戏作”,那是种子;到了元代,它长成了一棵大树。大都会博物馆的总结很精炼:元代文人画家不再以“忠于自然”为目标,而把绘画当作表达自我的工具;在这些饱学之士手里,笔法变成了书法,获得了独立于描绘形象之外的生命[2] 。
谁出钱买画? 这一章的很多名作,画上都写着“为某某作”:赵孟頫为朋友周密画《鹊华秋色》,为钱德钧画《水村图》[5] [6] ;黄公望为“性之”画《天池石壁》[7] ;吴镇的《渔父图》是“为子敬戏作”[8] 。元代文人画大多是朋友之间的礼物,不是商品。到了明代,情况变了:唐寅被科场案断了仕途,以卖画为生[9] ;仇英出身漆工,长年住在富商、收藏家家里作画[10] 。同一座苏州城里,既有“送”的画,也有“卖”的画。
1368 年,明朝建立,汉人重新坐上皇位[11] 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明初宫廷要求画家回到南宋画院那种有教化意义、写实的画风,大幅山水、花鸟和人物故事画尤其受欢迎,用来颂扬新王朝[11] 。在宫廷之外,南宋院画的传统由“浙派”接续,元代文人画的传统由苏州的“吴派”接续[11] 。明代文人画家看重的,是画里“人”的存在,而不是单纯的技术;他们追求的是一次次“表演”的高明,而不是辛苦的工艺[11] 。
1300
1400
1500
1600
元 1271–1368
明 1368–1644
赵孟頫《鹊华秋色》 1295
倪瓒《容膝斋图》 1372
沈周《庐山高》 1467
董其昌《青卞图》 1617
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 1347–1350
乔托在帕多瓦作壁画 14 世纪初(第 11 章)
王蒙《青卞隐居图》 1366
达·芬奇《最后的晚餐》 约 1492/94–1498(第 14 章)
文徵明《拙政园》册 1551
《富春》遭火焚 1650
时间轴按真实比例绘制。红色为中国,蓝色为同时期欧洲的参照。从《鹊华秋色》到董其昌的《青卞图》,三百二十多年。
规则 文人画的规则
把第 9 章南宋画院的画,和这一章的画并排放,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下表把两种画法放在一起比较。这是粗略的划分,真实的画家常常两边都学。
院画与职业画家(南宋画院、明代浙派) 文人画(元四家、明代吴派)
画画的人 宫廷画家、靠画谋生的职业画家 不做官或辞官的读书人,自称“业余”
目标 画得真实、动人、有气势 表达自己的修养和心境;大都会博物馆说,元代文人不再以“忠于自然”为目标[2]
笔法 斧劈皴、湿润的大块水墨,技巧外露 干笔、披麻皴、折带皴,像写字一样一笔笔“写”出来
学谁 马远、夏圭(第 9 章) 董源、巨然(第 8 章),经赵孟頫“复古”而来
画上的字 常常只有小小的签名 长篇题诗、题记,诗书画合一
给谁看 皇帝、贵族、买家 朋友、同道;不列颠百科说,这些人的画是为同样敏感的精英而作,不是为大众口味[12]
三句话记住文人画
一、“书画本来同”。 赵孟頫在《秀石疏林图》上自题:“石如飞白木如籀,写竹还于八法通。若也有人能会此,方知书画本来同。”故宫博物院说,这是他关于绘画与书法笔墨相通的名句,对后世文人画影响至深[13] 。“飞白”是一种笔锋露出丝丝白痕的书体,“籀”是古老的篆书,“八法”指楷书“永”字的八种基本笔画。意思是:画石头要用写飞白的笔,画树要用写篆书的笔,画竹子要懂楷书的笔法。故宫博物院把这概括为赵孟頫强调的“书画同源”[14] 。
二、“古意”。 赵孟頫倡导师法古人[14] 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他是最早有意识地在山水画中“引用”前代风格的画家之一;这个想法看似简单,影响却是革命性的,它要求画家既懂画史,又能从中造出新东西,此后成了有抱负的山水画家的主流做法[15] 。故宫博物院的黄公望词条也说,黄公望取董源、巨然的“平淡天真”,又得赵孟頫的“古意”[16] 。
三、“逸笔草草,不求形似”。 这是倪瓒的自述。故宫博物院的倪瓒词条引了这句话,并说他的画风对明清文人水墨山水影响颇大[17] 。“逸笔”是随意、超脱的笔墨,“不求形似”是不追求画得像。第 7 章顾恺之讲“以形写神”,还是要先有“形”;到倪瓒这里,“形”被放到了第二位。
为什么这样画 一个不能做官、也不愿做官的读书人,能用来证明自己的,只剩下学问和人品。书法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最能“见人”:一笔下去,功力和性情藏不住。把画画变成写字,画就成了人品的证据;在画上题诗、写给某位朋友,画就成了一个文人圈子内部的交流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在这些画家手里,笔法获得了独立于描绘形象之外的生命[2] 。这和同时期意大利画家拼命研究透视、让墙“打开一扇窗”(第 13 章),正好走向了两个方向。
名作精读 从湖州到松江
先看元代:赵孟頫和钱选开头,然后是后来被称为“元四家”的黄公望、倪瓒、王蒙、吴镇[12] 。再看明代:职业画家的浙派,苏州的“明四家”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[9] ,一位不属于任何派别的徐渭,最后是给这一切“写史”的董其昌。
赵孟頫:做了元朝官的宋朝王孙 Zhao Mengfu (1254–1322)
赵孟頫是宋朝宗室,入元后出仕,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等职,死后追封魏国公;他诗文音律无所不通,被称为“元之冠冕”[14] 。不列颠百科说,他 1286 年接受了新建立的蒙古朝廷的任用,因此有时受人非议,但他仍被尊为文人画传统中的早期大师;他的画是宋亡之后最早一批对古代题材和风格表现出兴趣的作品[23] 。
作品 赵孟頫《鹊华秋色》
年代 元成宗元贞元年十二月(1295)
材质 手卷,纸本设色
尺寸 本幅 28.4 × 93.2 厘米;拖尾 28.4 × 320.2 厘米
收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,故画001011[5]
第一眼
一片平坦的水乡,右边一座尖尖的蓝色山峰,左边一座圆圆的、像馒头一样的山。中间是一丛丛秋树,有的叶子已经红了。画面上方被一大片题字和红色的印章占满:这些大多是后来的收藏者留下的,其中好几段是乾隆皇帝的题诗[5] 。
一幅“替朋友看家乡”的画
赵孟頫在画上写明了缘由:“公谨父,齐人也。余通守齐州,罢官来归,为公谨说齐之山川,独华不注最知名……乃为作此图。其东则鹊山也。命之曰鹊华秋色云。”[5] 公谨是他的朋友周密。周密祖籍齐地(今山东济南一带),卷后元人张雨的诗说他“南来寄食弁山阳”,身在江南,心怀故土[5] 。赵孟頫在济南做过官,回到南方后,给他讲那里的山水,又画了这幅画。台北故宫的说明是:这是他自济南路职位南返后,为周密描绘其祖籍地貌的作品;右边尖耸的是华不注山,左边浑圆的是鹊山[5] 。
1 华不注山
一个几乎是正三角形的山峰,用青色画出,山体上是一条条细密的线。乾隆 1748 年东巡到济南,亲眼看到华、鹊二山,又派人把这卷画送来对照,在画上题诗记下此事[5] 。
2 鹊山
圆顶,像一块倒扣的碗。一尖一圆,一左一右,隔着整幅画遥遥相对。山脚下的房子比例很小,画得很稚拙。
3 画家自己的话
自题以“公谨父,齐人也”开头,以“元贞元年十有二月,吴兴赵孟頫制”结尾[5] 。周围的红印,多是后来收藏者加盖的。
4 董源的影子
台北故宫指出,画中的坡岸林木与董源山水的母题十分接近,经赵孟頫的笔墨与设色后更具生趣[5] 。注意树干:用简单的双线勾出,几乎没有明暗。
5 渔村
柳树下有茅屋,水边停着小船。人和几只小动物都只有几笔。这不是写生,是“讲给朋友听的风景”。
为什么好
和第 8 章那些“可行可望可游可居”的大山水比,这幅画近乎笨拙:没有远近透视,房子和树一样高,山像积木。不列颠百科说,赵孟頫借鉴古代,刻意用简化的色彩和构图、图式化甚至孩子气的造型来避免表面的美[23] 。这份“笨”是故意的,它告诉懂行的朋友:我画的不是南宋画院那种精致漂亮的画,我在回到更古老的源头。卷后元代人杨载的跋说这幅画“一洗工气”[5] ,就是把“匠气”洗干净了。
台北故宫还特别指出,黄公望从赵孟頫这种“复古创新”的手法中,掌握了笔墨的新活力[5] 。这就是下面要看的富春江。
《水村图》:最后一幅纪年作品
作品 赵孟頫《水村图》
年代 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(1302),款“为钱德钧作”
材质 手卷,纸本水墨
尺寸 24.9 × 120.5 厘米
收藏 故宫博物院,新00109759[6]
《水村图》本幅 。右上角大印和题诗是乾隆的;画家的款在左端。
局部 :远山、沙洲、一排排矮树。山用披麻皴,水面完全空着。
故宫博物院说,这是赵孟頫 49 岁所作,是他最后一幅可靠的纪年作品;他以水墨写江南水乡平远开阔的景色,用笔和构图受董源影响,但董源的画法已完全融入他的个人风格,表现出一种静穆的心态和对“平淡天真”的追求[6] 。
一个月后,钱德钧拿着已经装裱好的画来给他看。赵孟頫在后面又题了一段:“一时信手涂抹,乃过辱珍重如此,极令人惭愧。”[6] 随手画的东西,朋友竟然这样珍重,他觉得惭愧。这句客气话,正是文人画的姿态:画是“信手涂抹”,重要的是彼此的情谊。
故宫博物院的评价是:此图对元画独特风格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,可见赵孟頫在开创元明清文人画潮流中的作用[6] 。
《双松平远》:用写字的笔画画
赵孟頫《双松平远》 ,约 1310 年,手卷,纸本水墨,26.8 × 107.5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1973.120.5[24] 。左端是画家的长题,右端是两棵松和题名“子昂戏作双松平远”。
局部 :两棵松,几块石头。石头的轮廓是一笔扫出来的,笔锋里露出丝丝白痕。
大都会博物馆认为,这幅简淡而耐人寻味的画代表了中国绘画的一次革命性转向:赵孟頫把山水简化为一套书法性的笔墨程式,石头用“飞白”草书的笔法,松树用均匀的篆书线条勾出;他拒绝了制造幻觉的再现,转而依靠富有表现力的笔线赋予画面个人意义[24] 。
这正是他“石如飞白木如籀”那首诗的图解[13] 。大都会博物馆还提醒:松树在中国艺术中一向是“存活”的象征,赵孟頫画它,可能也在暗指自己在蒙古统治下的政治处境,以及中国文化在异族统治下的延续[24] 。
赵孟頫《人马图》局部 ,1296 年(卷上另有 1359 年的部分),手卷,纸本设色,30.2 × 178.1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1988.135[25] 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“伯乐相马”在当时是“选拔人才”的隐喻;在蒙古人限制任用汉族士人的元初,人与马的题材成了请求善用读书人的象征;这位细腻刻画的马夫,可能就是画家的自画像[25] 。
钱选:遗民的青绿 Qian Xuan (约 13 世纪中—14 世纪初)
钱选《王羲之观鹅图》局部 ,约 1295 年,手卷,纸本设色加金,23.2 × 92.7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1973.120.6[1] 。
钱选和赵孟頫是同乡,都是吴兴(今湖州)人。故宫博物院介绍,他是南宋景定年间的进士,入元不仕,寄情山水诗酒,隐于绘事终其一生;花鸟、山水、人物、鞍马无一不擅,元初与赵孟頫等人并称“吴兴八俊”[26] 。同一个圈子,两条路:赵孟頫做了官,钱选没有。
大都会博物馆说,1276 年南宋都城杭州陷落后,钱选选择做一个“遗民”,即前朝留下来、不肯侍奉新朝的人;这卷画用他刻意古拙的“青绿”画法,讲书圣王羲之看鹅的故事。据说王羲之从鹅颈优雅的转动中领悟书法[1] 。
看那座亭子:屋顶是平涂的颜色,栏杆像积木,青色的石头像一块块蓝宝石。大都会博物馆的解释是,画家故意不让人用“真实空间”去读这幅画,营造出梦一般的古代,借此表达宋室覆亡后他感到的断裂[1] 。一个书法家在看鹅的“姿态”,这本身就是文人画的寓言:从自然里学的,不是形,是笔意。
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:一卷画的六百年 Huang Gongwang, 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s
黄公望(1269–1354),本姓陆,号大痴道人,常熟人;早年在大都当过书吏,曾入狱,后隐居苏南和富春山,是道教全真派教徒;故宫博物院称他为“元四家”之首[16] 。他曾向赵孟頫学画:故宫博物院藏《天池石壁图》上,柳贯的长题称黄公望为“吴兴室内大弟子”[7] 。
作品 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
年代 至正七年(1347)开始,至正十年(1350)题跋时仍未完成[18]
材质 手卷,纸本水墨;由六张纸接成[18]
现状 明末遭火,断为两段: 前段《剩山图》,31.8 × 51.4 厘米,浙江省博物馆[27] 后段“无用师卷”,本幅 33 × 636.9 厘米,台北故宫博物院,故画001016[18]
← 左右滑动。无用师卷连同前后题跋的全貌缩略图(分辨率有限)。画心在中段偏右,左右两端是历代题跋。
1 草亭与松
七八棵松树挤在坡上,下面一间小草亭。松针是一簇簇短促的墨点,比赵孟頫的松树放松得多。
2 一层层干笔
山坡上看不到浓重的墨块,只有一条条淡淡的长线,从山顶顺着坡势往下拖。台北故宫说,这卷画“笔墨堆叠层出,山石钩勒皴染变化多样”[18] 。
3 江上一人
一个戴斗笠的人坐在小船上,船后拖着一根长长的钓竿。大片的空白就是富春江。
画家自己说:画了三四年
卷末黄公望自题:“至正七年,仆归富春山居,无用师偕往。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,兴之所至,不觉亹亹,布置如许,逐旋填劄,阅三四载,未得完备,盖因留在山中,而云游在外故尔。……无用过虑,有巧取豪敚者,俾先识卷末,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。”[18]
意思是:1347 年,我回富春山住,道友“无用师”同去。闲暇时在南楼动笔,兴致来了停不下来,就这样一点点布置、补画,过了三四年还没画完,因为画留在山里,我却常在外云游。无用担心有人巧取豪夺,让我先在卷尾写下这段话,让人知道它画成有多难。台北故宫说,黄公望于至正七年偕道友郑无用回到富春,历三、四年作成此卷[18] 。
这段跋本身就是一幅“文人画”的说明书:画是给朋友的,画得很慢,随兴而作,没有订单,没有期限。不列颠百科说,黄公望晚年大部分时间隐居富春山,用三年时间(1347–1350)画了这卷长卷[28] 。
为什么好
台北故宫的描述是:全卷山体从浑圆迫近、层叠后偃,到平缓坡岸乃至耸峙的山峰,具有丰富的山水形态;这不仅是富春的隐居景致,更是黄公望探索自然造化后的理想山水形象[18] 。展开长卷,你不是在看“一座山”,而是跟着江水走一程:山近了又远,岸低了又高,节奏像一首很长的曲子。不列颠百科说,黄公望的风格和态度,处在五代董源、巨然与明清的沈周、董其昌等人之间的关键中点[28] 。
《富春山居图》前段《剩山图》 (左侧小字为后来收藏者的题记),浙江省博物馆[27] 。1956 年由沙孟海先生从吴湖帆处征集,后归浙江省博物馆收藏[29] 。
一场火
台北故宫说,这卷画明末曾经火厄,裁裂下来的前段如今由浙江省博物馆收藏[18] 。据《浙江日报》的报道,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把这段历史概括为“生于庚寅年,毁于庚寅年”:画成于 1350 年庚寅,1650 年又一个庚寅年,收藏家吴洪裕临死前将此画焚烧殉葬[29] 。画被从火中救出时,已断为两段;前段另行装裱,定名《剩山图》[27] 。
2011 年,台北故宫举办“山水合璧——黄公望与《富春山居图》特展”,向浙江省博物馆借展《剩山图》,让分开三百多年的两段画在台北合璧展出[29] 。
乾隆看走了眼
还有第三卷。台北故宫另藏一卷《富春山居图》,人称“子明卷”,卷上的款写着“子明隐君将归钱唐,需画山居景,图此赠别”,年款至元戊寅(1338)[30] 。台北故宫的说明是:乾隆皇帝 1745 年收入此卷,第二年又购得“无用师卷”,他认为子明卷才是真迹,无用师卷是仿本,引发后世热烈辩论;经现代学者研究比较两本的笔墨,确认子明卷实系仿本;不过它保留了《剩山图》那一段的样子,是理解原画原貌的重要参照[30] 。
← 子明卷全卷缩略(分辨率有限)。和上面的无用师卷比一比:画心里、画心上方,挤满了乾隆的题字。仅 1746 年一年,乾隆就在卷上写了好几段[30] 。
黄公望《天池石壁图》 ,至正元年(1341),绢本设色,139.4 × 57.3 厘米,故宫博物院,新00092907[7] 。
同一个画家的另一面。画上自识:“至正元年十月,大痴道人为性之作天池石壁图,时年七十有三。”画的是苏州城西天池山的景色[7] 。
这是立轴,山一层层向上叠,石壁用淡墨勾皴,再染淡淡的赭石和花青。故宫博物院说,黄公望擅长的“浅绛法”在中国山水画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,此图就是典范[7] 。七十三岁动笔,这张画和《富春山居图》一样,属于一位很晚才把画画好的画家。
倪瓒:一河两岸,空亭无人 Ni Zan (1301–1374)
倪瓒,号云林,无锡人,家境豪富,筑有“清閟阁”;中年以后信道又崇佛,晚年卖掉田宅、疏散家财,“扁舟蓑笠,往来湖泖间”[17] 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1366 年他为躲避乱兵弃家,明朝建立后仍过着漂泊的生活[31] 。不列颠百科说,同时代人形容他特别安静、好洁,这些性格都能在画中看到;后人大量模仿他,所以他的真迹很难鉴定[32] 。
作品 倪瓒《容膝斋图》
年代 壬子(明洪武五年,1372)画;甲寅(1374)补题
材质 立轴,纸本水墨
尺寸 74.7 × 35.5 厘米
收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,故画000299[19]
第一眼
从下往上:近处一片坡岸,几棵瘦树,一座空亭。中间是一大片什么也没画的空白,那是水。上面是对岸的低山。再上面是字。
这就是倪瓒最有名的格局,常被称为“一河两岸”:近岸、空水、远岸,三段平铺。台北故宫的说明是:画中描写一河两岸景致,前景坡岸略广,空亭却更为简略[19] 。不列颠百科对他画风的概括几乎可以直接拿来描述这一幅:元素用得很省,只用水墨,大片纸面不着一笔;常有一间茅屋,却看不到人;几棵树,一点草木,最基本的地形,通篇是一种沉郁的安静[32] 。
画里没有的“容膝斋”
画题叫“容膝斋”,意思是小得只够放下双膝的书斋。可画里只有一个空亭。倪瓒在画上的题记说:这幅画作于壬子年七月五日;两年后,檗轩翁拿着它来请他题诗,要送给医师潘仁仲,“容膝斋”是仁仲的居所;他说自己将来回故乡,要登上这间书斋,“持卮酒,展斯图,为仁仲寿”[19] 。台北故宫说,他画此图两年后题赠潘仁仲医师[19] 。也就是说,画先画好,名字是后来才“送”给它的。明代邵宝在诗塘上的题跋说得干脆:“此非容膝斋图也,图而寄诸容膝斋者也。”[19]
1 空亭
四根细柱,一个尖顶,没有人,没有桌椅。整幅画最“有人气”的东西,偏偏是空的。
2 折带皴
对岸的山坡:干笔横着拖过去,到边缘一折向下。台北故宫说,这种从荆浩、关仝风格衍生出的折带皴,模糊了山石轮廓,把董源湿润浓重的笔触转化为素净的笔墨形式[19] 。
3 两次题字
右上一行小字“壬子岁七月五日云林生写”是作画时的款;左边一大段是两年后补的诗和题记[19] 。字和画用的是同一种干净、清瘦的笔。
为什么好
不列颠百科说,倪瓒和同时代的元代画家,是在反对南宋画院那种一眼就能打动人、靠精湛技巧和逼真画面取胜的标准;他的新风格要求观者专注地看,才能看出更大、更复杂的笔墨变化[32] 。台北故宫还点出了一条师承线:二十多年前,黄公望曾指点倪瓒画《六君子图》的董源面貌,到《容膝斋图》,已经变成更精炼的形式语汇[19] 。
倪瓒的画看起来“什么都没有”,是因为他把一切能省的都省掉了。剩下的那几棵树、一座亭、一片水,每一笔都要经得起细看。这就像一首只有四句的诗,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。
倪瓒《渔庄秋霁图》 ,至正十五年(1355),上海博物馆,国家一级文物[3] 。
比《容膝斋图》早十七年的同一格局。2013 年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“上海博物馆 中国绘画的至宝”特展,把这幅画和王蒙的《青卞隐居图》并举为“中国文人画最高峰”倪瓒、王蒙的代表作[3] 。
两幅放在一起看:近岸都是几棵高低错落的树,中间都是空白的水,远岸都是一抹低山。但《渔庄秋霁图》的树更挺拔,远山更舒展,题字放在中段空白处,不像《容膝斋图》那样压在顶上。倪瓒几十年反复画同一个格局,就像书法家一辈子写同一个字,看的是每一次的不同。
倪瓒《虞山林壑》 ,1372 年,立轴,纸本水墨,94.6 × 35.9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1973.120.8[31] 。和《容膝斋图》同一年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这幅画作于他去世前两年,表达了他对隐居生活的满足;干而柔的笔墨超然而克制,有一种宁静、明澈的光感[31] 。
王蒙《青卞隐居图》:密不透风 Wang Meng, Dwelling in Seclusion in the Qingbian Mountains
王蒙(1308–1385),号黄鹤山樵,吴兴人,是赵孟頫的外孙;做过元朝小官,元末弃官隐居黄鹤山;入明后任泰安知州,因胡惟庸案牵连被捕,死于狱中[33] 。倪瓒用减法,王蒙用加法。
作品 王蒙《青卞隐居图》
年代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(1366),画家自题
材质 立轴,纸本水墨
收藏 上海博物馆,国家一级文物[3] ;2024 年起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东馆中国历代绘画馆[34]
第一眼
一座大山从底部一直顶到画面上缘,几乎不留天空。山体是扭动的,像一团向上翻卷的火焰,又像揉皱的纸。表面布满了短而卷曲的线和密密的墨点,黑白对比强烈。山脚下是一片杂树林,树干弯弯曲曲。要在这一片“密”里找到人,得费一番功夫。
和第 8 章范宽的《谿山行旅图》比较:都是一座大山压满画面,可范宽的山是坚硬、静止的;王蒙的山在动。大都会博物馆在介绍王蒙另一幅作品时说:他把十世纪董源的纪念碑式山水作了改造,山石树木用颤动的皴笔、点子和色块赋予书法般的能量,几乎冲破传统的山水结构;隐居之所成了一个能量漩涡中心的宁静池塘[15] 。
1 “至正廿六年四月”
右上角一行字:“至正廿六年四月,黄鹤山人王叔明画青卞隐居图。”1366 年,元朝还剩两年。
2 翻卷的山
山坡上是一绺绺卷曲的线,像拧开的绳子,后人常称为“解索皴”(常见说法);再叠上浓墨点苔。画的不是“石头的样子”,而是笔在纸上的运动。
3 隐居的屋子
左侧山坳里藏着几间房子,被树和山挤在中间。“青卞”指画家家乡吴兴附近的卞山(一般说法);隐居者安坐其中,四周的山却在翻腾。
为什么这样画
1366 年,倪瓒为躲避乱兵弃家出走[31] ,江南已陷入元末的战乱。大都会博物馆在解读王蒙的隐居图时,提出一种可能:这种充满动态的山势,既体现了自然的创造力,也可能暗示着变幻不定的政治地形[15] 。安静的隐居和翻腾的山水同时出现在一张纸上,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真实心境。
王蒙《素庵图》 ,约 1370 年,立轴,纸本设色,136.5 × 44.8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2012.526.2[15] 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王蒙画隐士的居所,画的不是某人某地的外貌,而是一个共享理想的内心世界:庵主手持灵芝坐在门前,仆人和两只鹿从林中走来,院子里另一个仆人给仙鹤递草药[15] 。
作品 吴镇《渔父图》
年代 至正二年春二月(1342),款“为子敬戏作渔父意”
材质 立轴,绢本水墨
尺寸 176.1 × 95.6 厘米
收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,故画000276[8]
图片色调偏黄。
吴镇,号梅花道人,嘉兴人;台北故宫说他无意功名利禄,一生活动范围不出太湖流域,交往的多是隐士和僧道;山水师巨然,墨竹学文同[8] 。不列颠百科说他的名声主要来自远离蒙古朝廷、不受收买的隐士(兼占卜者)生活,他尤其以渔父题材著称[35] 。
看画面:前景两棵高树笔直地伸向天空,下面是平缓的坡岸;中间是宽阔的江面,一条小船上坐着一个渔夫;远处是一抹山。台北故宫说,这是“一河两岸”式构图,宽阔江流隔开相对的两岸,是元代流行的“阔远”风格;双树直干凌空,打破了前后平行的构图;吴镇用独特的浓墨点苔法“点醒”远山近树[8] 。
局部 :芦苇中的小船。渔夫坐在船头,船篷低矮。
画上的诗写道:“西风潇潇下木叶,江上青山愁万叠。长年悠优乐竿线,蓑笠几番风雨歇……”[8] 台北故宫说,吴镇借渔隐题材表现隐逸思想,寄托自己愿做“烟波钓徒”、无所羁绊[8] 。
吴镇《渔父图》 ,约 1350 年,手卷,纸本水墨,31.1 × 53.8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1989.363.33[36] 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吴镇生前并不出名,到明代才被列为元末四大家之一,他的风格深受沈周等明代画家喜爱;他喜欢“墨戏”,画法有一种漫画般的简洁直接;隐居的渔父,是元末失意文人的象征[36] 。
浙派:戴进与吴伟 The Zhe School: Dai Jin (1388–1462), Wu Wei (1459–1508)
明朝前期,画坛的主角并不是文人。不列颠百科说,浙派是一批主要活跃于 15 世纪的保守、学院派画家,专门画大幅的装饰性作品,延续南宋画院的风格;名字来自浙江,南宋都城杭州就在那里[37] 。
戴进《风雪归家》 (Returning home through the snow),约 1455 年,立轴,绢本设色,167.6 × 82.6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1992.132[38] 。
戴进是杭州人,父亲是画工;故宫博物院说他 40 岁左右应征入京,待诏仁智殿,因同行嫉妒进谗而离开宫廷,54 岁左右返乡,晚年卖画授徒,他的追随者众多,“遂开创了‘浙派’”[39] 。
看这幅雪景:一个衣着单薄的人用袖子挡着脸,顶着寒风快步走向树丛里的房子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戴进是体现南宋画院传统的最后几位大师之一,但他兴趣广泛;这幅画快速、草草的笔法是他晚年的标志,他有时画得几乎到了失控的边缘,形成一种充满动感的新风格,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明代职业画家[38] 。
和倪瓒对比:倪瓒的画里没有人,戴进的画里人在挣扎着赶路。一个画“心境”,一个画“情节”。
吴伟《渔乐图》 ,绢本设色,270 × 174.4 厘米,故宫博物院,新00150619[40] 。
吴伟是江夏(今武汉)人。故宫博物院介绍,他几次被召入宫,明孝宗赐他“画状元”印,却因性格不耐拘束,一再离开宫廷,在南京卖画为生;1508 年第三次被召时,因饮酒过度猝死[40] 。他是继戴进之后的浙派大家,以粗劲纵横之笔、挥洒淋漓之墨,发展了雄健豪放之风[40] 。
这幅将近三米高的大画,画的是渔港。故宫博物院特别指出:画中的人都是衣着朴素的山村渔夫,而不是飘洒闲逸的文人高士;渔港是喧闹的劳作场所,而不是隐士的幽居胜地;画面散发着浓郁的世俗气息[40] 。同样是“渔父”,吴镇的渔父是文人的化身,吴伟的渔父是真的打鱼人。
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介绍说,浙派华丽的画风一度风行,但它雄强的笔墨后来被批评为“狂野、异端”,带头批评的就是苏州的吴派文人[3] 。
沈周《庐山高》:给老师的寿礼 Shen Zhou, Lofty Mount Lu
苏州古称“吴”,以苏州为中心的文人画家被称为“吴派”。不列颠百科说,吴派是 15 世纪后半叶到 16 世纪前半叶的一批明代画家,他们延续元四家等前辈个人化的表现风格,与同时代较保守的浙派形成对比;代表是沈周和他的学生文徵明[37] 。沈周出身书香世家,一生以诗书画修身,大都会博物馆说他将近四十岁才开始认真作画,后来被尊为吴派之父[41] 。
作品 沈周《庐山高》
年代 成化丁亥端阳日(1467)
材质 立轴,纸本(浅设色)
尺寸 193.8 × 98.1 厘米
收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,故画000884[20]
第一眼
将近两米高。一座大山层层叠叠一直堆到顶,左边一道细长的瀑布从山腰挂下来,落进下面的深潭。山上满是松树和细密的线条,右上角用篆书写着三个字:“庐山高”。
一首诗,一幅画,一份礼
右上角的长诗以“庐山高,高乎哉”开头,结尾写道:“成化丁亥端阳日,门生长洲沈周诗画,敬为醒庵有道尊先生寿。”[20] “门生”是学生,“寿”是祝寿。台北故宫的沈周小传说,他曾从陈宽学习[42] ;一般认为“醒庵”就是陈宽。诗里说“陈夫子……世家庐之下”,先生的祖上来自庐山脚下[20] 。所以这座庐山,画的是老师的“根”,也是老师的品格:诗的末句说“仰公弥高庐不崇”,仰望先生,觉得庐山都不算高了[20] 。
沈周四十岁画这幅画。他其实没有去过庐山(常见说法);画里的山,是从古人笔墨里“借”来的。
1 篆书题目
“庐山高”三个篆字,下面是工整的长诗。诗、书、画在同一张纸上,彼此呼应。
2 瀑布
一条留白的细带从高处垂落。诗里写“瀑流淙淙泻不极,雷霆殷地闻者耳欲聋”[20] 。
3 学王蒙
细密卷曲的皴线和层层堆叠的山石。台北故宫在文嘉的仿作说明中指出,沈周《庐山高》的笔墨“全法王蒙”,层层皴染,浑朴淳厚[42] 。
4 仰望的人
潭边的岩石上站着一个小小的人,正抬头望着瀑布和大山。他就是诗里那个“仰公弥高”的学生。
为什么好
沈周的本领,是把元人各家的“笔”学到手,再用来说自己的话。不列颠百科说,他的画显示出保存前代审美发现的积极关怀,也表现出对自然的关注;无论风格来源和题材多么不同,都带着他独有的笃定、平和与含蓄的温暖[43] 。《庐山高》借王蒙的繁密,表达的却是学生对老师的敬意,没有王蒙那种不安。
沈周《秋林静钓》 ,1475 年,立轴,纸本设色,152.4 × 62.9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1989.363.46[41] 。
又一个渔父,这次是沈周的。大都会博物馆说:他去掉了背景,让前景的一排树占满画面,钝而有力的笔触形成强烈的平面图案;画中的钓者穿着文人的袍子,坐在豹皮上,手里的钓竿既没有钩,也没有线[41] 。
没有钩、没有线的钓竿:钓鱼的乐趣,在心里,不在鱼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沈周用渔父来象征文人退隐的乐趣,并强调这种乐趣是一种心境[41] 。
沈周《溪山秋色》局部 ,约 1490–1500 年,手卷,纸本水墨,20.6 × 640.7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1979.75.1[41] 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这卷画依次试用了倪瓒、黄公望、王蒙、吴镇四家的笔法[41] 。元四家在明代成了一本可以“临”的字帖。
文徵明与唐寅:同年生的两个苏州人 Wen Zhengming (1470–1559) · Tang Yin (1470–1523)
文徵明和唐寅都生于 1470 年,都是苏州人,都跟沈周学过画,又都与祝允明等人并称“吴中四才子”(又称“江南四才子”)[44] [9] 。后来的命运却完全不同。
文徵明考科举十次落第,54 岁才以贡生身份到北京,在翰林院待诏,三年后辞官回乡,此后潜心诗文书画;他与沈周共创“吴门画派”,是继沈周之后吴门画派和文坛的领袖[44] 。不列颠百科说,他在画中崇拜元代文人,也学宋和五代,不专宗一家,但所有作品都有一种“研究过的复古”和谨慎斟酌的精神[44] 。
文徵明《拙政园图》册中的一开 ,1551 年,八开册页,纸本水墨,每开 26.4 × 27.3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1979.458.1[45] 。
拙政园今天仍在苏州。大都会博物馆介绍:园子是御史王献臣在一座古寺旧址上建的;1527 年文徵明在北京过得不愉快,回到苏州后,园中给了他一间书斋;1535 年他画了园中三十一景,各配一诗一记;十六年后,八十一岁的他又画了这本八景册[45] 。
大都会博物馆说,在这些作品里,诗、书、画三种艺术达到了理想的结合,即所谓“三绝”;他克制地只用水墨,借着诗句,把园中那个奇妙的秋日时刻唤了出来[45] 。看这一开:竹林、回廊、水阁里对坐的两个人。线条细而稳,一笔不乱。和吴伟那种淋漓的大笔比,这是另一种“好”。
文徵明《楼居图》 ,1543 年,立轴,纸本设色,95.3 × 45.7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2017.327.2[45] 。为七十岁退休、还没有合适住所的朋友刘麟而画:一条溪、一道矮墙,把两层小楼和外面的世界隔开[45] 。
唐寅《芦洲醉渔》 ,16 世纪初,立轴,纸本水墨,72.2 × 37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1989.363.55[46] 。
唐寅,字伯虎。故宫博物院介绍:他 29 岁乡试第一,得“解元”,30 岁赴京会试,却受考场舞弊案牵连,此后绝意仕进,以卖画为生;与沈周、文徵明、仇英并称“明四家”[9] 。不列颠百科说,这种卖画为生的方式,让他受到后一代批评家(例如董其昌)的轻视,他们认为经济独立是画家能够按自己风格和灵感作画的前提[9] 。
可是看这幅画:芦苇岸边,一条小船,篷下的渔夫喝醉了,睡得正香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渔夫是文人隐退的象征,这一位醉卧船篷,世上的烦恼一概不知[46] 。笔墨干脆利落,芦苇几笔扫出。一个被功名抛弃的才子,画了一个不再需要功名的人。
故宫博物院说,唐寅的山水有粗、细两种:粗笔一路源自他三十多岁拜师的周臣,仿南宋院体;细笔一路更多文人画笔意[9] 。他是吴派的朋友,却也学院体。这也说明,“文人”和“职业”的界线,在苏州并不那么清楚。
仇英《汉宫春晓》:漆工出身的“明四家” Qiu Ying, Spring Morning in the Han Palace
作者 仇英,太仓人,寓居苏州;生卒年说法不一,故宫博物院作约 1505–1552[10]
款 “仇英实父谨制”(隶书)
材质 手卷,绢本设色
尺寸 30.6 × 574.1 厘米
收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,故画001038;卷上有收藏家项元汴的多方印[21]
← 左右滑动看全卷(缩略图,分辨率有限)。宫殿、回廊、庭院一段接一段,成群的宫中女子在其中活动。
局部 :一位宫女在弹竖箜篌,另一位在旁边听。衣纹细如游丝,设色鲜丽。
仇英出身工匠。故宫博物院介绍:他初为漆工,后改学绘画;移居苏州后结识文徵明,拜周臣为师;中年后常受富商和收藏家邀请到家中作画,1537 年起在昆山收藏家周凤来家住了六年,后又到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家作画十余年,其间大量观摩、临摹古代名迹,技艺大进[10] 。
台北故宫说,这卷画以春日晨曦中的汉代宫廷为背景,描绘佳丽百态,其中还穿插了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的情节;构景繁复,用笔清劲,赋色妍雅;除美女群像之外,又融入琴棋书画、鉴古、莳花等文人休闲活动[21] 。
不列颠百科说,仇英以工笔技法著称,擅长极其细致的人物、建筑和花卉;他并不从事文人的其他“雅事”,却以画中的灵巧、写实和细腻赢得了批评家的尊重[10] 。故宫博物院说,他晚年与文徵明父子交往密切,吸取吴派文人画之长,声誉与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相当,有“吴门四家”之称[10] 。一位不以诗文见长的工匠出身的画家,被列进了文人的名单,这是明代苏州的开放之处。
徐渭《墨葡萄》:笔底明珠无处卖 Xu Wei, Grapes
作者 徐渭(1521–1593),号青藤道士、天池山人,山阴(今绍兴)人
材质 立轴,纸本墨笔
尺寸 165.4 × 64.5 厘米
收藏 故宫博物院,新00052537[22]
第一眼
一根藤从右上角斜着垂下来,挂满了大片大片的墨叶和一串串葡萄。叶子不是“画”出来的,是一团团墨“泼”上去的,边缘晕开,深浅不一。左上角是几行歪斜奔放的字。
故宫博物院说:作者以草书笔法作画,行笔豪迈而不肆野,叶、果用淡墨加胶矾挥洒,墨气淋漓酣畅,产生了极佳的晕散效果[22] 。“胶矾”是在墨里调胶和明矾,让墨落在纸上时晕开又留下清晰的边。
一首诗,一生
画上自题:“半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。笔底明珠无处卖,闲抛闲掷野藤中。天池。”[22] 半辈子潦倒,已经老了;笔下画出的“明珠”(葡萄)没人买,只好随手扔在野藤里。故宫博物院说,这是徐渭作画时常写的诗,抒发了他一生不遇的坎坷痛苦[22] 。
不列颠百科对徐渭生平的描述是:少年神童,多次科举落第,以诗画成名,却也以酗酒和疯癫闻名;1566 年他杀死妻子入狱,后因被认定精神失常获释,最终在贫困中去世[47] 。
1 字也在“泼”
字的大小、轻重忽大忽小,行与行挤在一起。故宫博物院说,题字受米芾行书影响,竖笔、捺笔流畅雄健[22] 。
2 葡萄
一颗颗葡萄是淡墨点出来的圆点,有的连成一片;叶子是更大的墨团。远看是葡萄,近看是墨。
为什么这样画
倪瓒说“不求形似”,是一种从容;徐渭的“不求形似”,是一种愤怒。故宫博物院说,他在水墨大写意花卉上继承梁楷(第 9 章)、林良、沈周诸家,运笔放纵,施墨淋漓,不求形似求神韵,对清代“扬州八怪”和近现代写意花鸟画影响深远[22] 。不列颠百科指出,他常被归入浙派,但从气质和画风看,更像 17 世纪石涛、朱耷那样的“个性派”;他用大片戏剧性的墨和动势十足的草率线条,让人感到画家与材料之间的一场情感交锋[47] 。
董其昌与“南北宗”:给中国画写一部家谱 Dong Qichang (1555–1636)
董其昌,华亭(今上海松江)人,万历十六年(1588)进士,官至礼部尚书;他精于鉴赏、富于收藏,在书画理论上主张“南北宗”,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,著有《画禅室随笔》《容台集》《画旨》等[12] 。不列颠百科称他为当时最杰出的鉴赏家,他提出的观念至今仍影响中国美学理论[12] 。这一章开头那幅《鹊华秋色》,就曾经被他收藏:他在卷上题记说,二十年前在嘉兴项家见过此图,后来项家后人乘小舟来访,把画留给了他[5] 。
“南北宗”说了什么
他在《画禅室随笔》里写道:“禅家有南北二宗,唐时始分。画之南北二宗,亦唐时分也,但其人非南北耳。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,流传而为宋之赵幹、赵伯驹、伯骕,以至马、夏辈。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,一变钩斫之法,其传为张璪、荆、关、董、巨、郭忠恕、米家父子,以至元之四大家。”[48]
北宗 南宗
祖师 唐代李思训、李昭道父子(着色山水) 唐代王维(始用渲淡)
传人 赵幹、赵伯驹兄弟,马远、夏圭 荆浩、关仝、董源、巨然、米家父子,元四家[48]
比喻 禅宗北宗的“渐悟”,逐步获得 禅宗南宗的“顿悟”,直觉的突然领悟[12]
画家身份 “职业”画家,追求一眼动人的漂亮画面 文人,像“业余者”一样凭直觉作画[12]
注意他自己的提醒:“其人非南北耳”,南北指的是“宗派”,不是画家的出生地[48] 。不列颠百科说,划分“南北宗”最早是由他的前辈和朋友莫是龙提出的,董其昌梳理了两派的谱系[12] 。
这份家谱的效果是:把这一章的文人画家(董源、巨然、元四家,以及在他看来继承了他们的明代吴派)放进“正宗”,把第 9 章的马远、夏圭和他们在明代的后继者浙派放进“旁支”。这样的划分是否符合历史,学界有争议,很多人认为它带有强烈的立场;但它确实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人看画的眼光。东京国立博物馆说,吴派压倒浙派之后主导中国画坛直到近代,其风格由董其昌等所谓“正统派”继承和精炼[3] 。
董其昌《青卞图》 ,1617 年,立轴,纸本水墨,画心 225 × 67.6 厘米,克利夫兰美术馆,1980.10[49] 。
又一座青卞山
画上第一段题识写着:仿北苑(董源)笔意画青卞山,1617 年夏五月晦日,寄赠一位张姓前辈(克利夫兰美术馆英译作 Zhang Shenqi)[49] 。和王蒙那幅《青卞隐居图》画的是同一座山,相隔两个半世纪。
可它们完全不同。克利夫兰美术馆的说明是:董其昌把山水构图彻底变成了一种抽象设计,他组织山体以获得整体结构,让“气”的流动和“势”的推动贯穿画面;在他的艺术中,笔墨获得了独立于所描绘形象之外的生命,画可以因“笔墨之精妙”本身而被欣赏[49] 。
看中段:山不像山,像一块块堆起来的方块,一面亮、一面暗,彼此挤压、扭转。不列颠百科说,他在风格和母题上明显得益于元四家,却又远远超越他们,把一切“直接的美”从艺术中驱逐出去,强调生硬的形体、看似反常的空间和笨拙的笔墨[12] 。
大都会博物馆引过他的一句话:如果论“境”的奇妙,画不如真山水;如果论笔墨的精妙,真山水永远比不上画[50] 。这句话可以当作整部文人画史的结语:从赵孟頫“书画本来同”开始,笔墨一步步从“描绘的工具”变成了“画本身”。
董其昌《溪山樾馆图》 ,约 1622–1625 年,立轴,纸本水墨,158.4 × 72.1 厘米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1979.75.2[50] 。大都会博物馆说,董其昌反对他眼中当代山水画颓废、怪异的风气,以对古代风格的批判性研究来“重建”过去;他提倡与古代大师精神相通,而不是字面模仿;这幅画以董源的一件作品为本,把岩石和树木当作抽象的、方块般的动态体块来组织[50] 。
对照 同一时期的欧洲
这一章覆盖的三百多年,正好是第 11 到 16 章讲的欧洲:从乔托到盛期文艺复兴,再到北方文艺复兴和样式主义。
意大利:打开一扇窗 14 世纪初,乔托在帕多瓦斯克罗韦尼礼拜堂画下的壁画,被 UNESCO 认为是壁画史上一场革命性发展的开端
[51] 。此后两百年,欧洲画家研究透视、解剖、光影。达·芬奇的《最后的晚餐》(约 1492/94–1498),基督的头正是所有透视线汇聚的灭点
[52] 。画是一扇“窗”,越像真的越好。
中国:写一封信 同一时期的中国文人画家,恰好走向了相反的方向:赵孟頫故意画得“笨”,倪瓒说“不求形似”,董其昌说真山水比不上画里的笔墨
[23] [17] [50] 。画是一封“信”,重要的是写信人的笔迹和心境。
几个有意思的“同时”:赵孟頫画《水村图》的 1302 年,帕多瓦开始出现一批壁画组画,乔托的斯克罗韦尼礼拜堂壁画就在其中(第 11 章)[51] ;文徵明和唐寅出生的 1470 年前后,生于 1452 年的达·芬奇正在佛罗伦萨维罗基奥的作坊里学艺[52] ;唐寅以卖画为生的 16 世纪初,达·芬奇正在画《蒙娜丽莎》(约 1503–1506 年及以后)[52] ;仇英在收藏家家里临摹古画的 16 世纪中叶,正是第 15、16 章威尼斯画派和样式主义的时代。
两边也有相通之处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口号是“回到古代”,赵孟頫的口号是“古意”;两边都在向“古”求新,只是一边的“古”是罗马的雕像和建筑,一边的“古”是唐代和五代的笔墨。还有一点:两边的画家地位都在这一时期上升了。意大利画家从工匠变成了“艺术家”(第 14 章);中国的文人画家则干脆宣称自己从来就不是工匠。
承上启下 这一章留下了什么
书画同源。 赵孟頫把书法的笔法带进绘画,画不再只是“画像”,而是“写”出来的。
元四家。 黄公望的长卷、倪瓒的一河两岸、王蒙的繁密、吴镇的渔父,成了后世几百年反复临摹的“字帖”。
诗书画印。 题跋成了画的一部分;一卷画可以越传越长,像《水村图》那样接上几十段题记。
文人与职业。 浙派与吴派、“送”的画与“卖”的画,构成明代画坛的两极,界线却并不绝对。
南北宗。 董其昌为中国画写下一部有立场的“家谱”,决定了此后几百年的审美正统。
下一章 ,我们回到欧洲。董其昌在松江把山画成方块的那些年,罗马和安特卫普的画家正走向另一个极端:卡拉瓦乔的黑暗与强光,鲁本斯的肉体与旋涡。那是巴洛克的戏剧性;它和董其昌那种“驱逐一切直接的美”的画,几乎站在两个极端。
练一练 自测
赵孟頫的诗“石如飞白木如籀,写竹还于八法通”说的是什么道理?在《双松平远》里如何体现?
参考答案 书画同源:画石用飞白书的笔法,画树用篆书的笔法,画竹要通楷书八法。《双松平远》里,石头用飞白草书般的笔一扫而成,松树用均匀的篆书线条勾出,拒绝制造幻觉的再现。
《富春山居图》为什么会有“剩山图”和“无用师卷”两段?“子明卷”又是怎么回事?
参考答案 明末清初(1650 年)收藏家吴洪裕临终焚画殉葬,画被救出时已断为两段:前段《剩山图》藏浙江省博物馆,后段“无用师卷”藏台北故宫。“子明卷”是一件仿本,乾隆 1745、1746 年先后得到两卷,误判子明卷为真、无用师卷为伪;现代学者比较笔墨后确认子明卷为仿本。
倪瓒《容膝斋图》的构图有什么特点?画题和画面是什么关系?
参考答案 一河两岸:近岸几棵树和一座空亭,中间大片空白的水,远岸一抹低山。画作于 1372 年,两年后才题赠给医师潘仁仲,“容膝斋”是潘仁仲的居所;画里并没有画这间书斋,正如邵宝所说“此非容膝斋图也,图而寄诸容膝斋者也”。
同样画“渔父”,吴镇、吴伟、沈周三人有什么不同?
参考答案 吴镇的渔父是文人隐逸理想的寄托(“烟波钓徒”);吴伟《渔乐图》画的是衣着朴素的真实渔夫和喧闹的渔港,有世俗气息;沈周《秋林静钓》的钓者穿文人袍,钓竿无钩无线,强调隐退之乐是一种心境。
董其昌“南北宗”论把哪些画家分别归入南宗和北宗?它有什么影响?
参考答案 北宗:李思训父子、赵幹、赵伯驹兄弟、马远、夏圭;南宗:王维、张璪、荆浩、关仝、董源、巨然、郭忠恕、米氏父子、元四家。他借禅宗“顿悟/渐悟”比喻,把文人画奉为正宗,把职业院画列为旁支,主导了此后几百年中国画的审美正统。
出处 参考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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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故宫博物院. 明沈周画庐山高 轴 (故画000884),含作者款识全文.
台北故宫博物院. 明仇英汉宫春晓 卷 (故画001038).
故宫博物院. 徐渭水墨葡萄图轴 (新00052537);徐渭(词条)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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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出处 :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放获取(公有领域):赵孟頫《双松平远》《人马图》、钱选《王羲之观鹅图》、倪瓒《虞山林壑》、王蒙《素庵图》、吴镇《渔父图》(手卷)、戴进《风雪归家》、沈周《秋林静钓》《溪山秋色》、文徵明《拙政园图》《楼居图》、唐寅《芦洲醉渔》、董其昌《溪山樾馆图》。经 Wikimedia Commons 获取(公有领域;部分为台北故宫、克利夫兰美术馆开放资料):《鹊华秋色》、《水村图》、《富春山居图》无用师卷全卷及局部、《剩山图》、子明卷、《天池石壁图》、《容膝斋图》、《渔庄秋霁图》、《青卞隐居图》、吴镇《渔父图》(立轴)、吴伟《渔乐图》、《庐山高》、仇英《汉宫春晓》全卷及箜篌局部、徐渭《墨葡萄》、董其昌《青卞图》。所有局部均由本课从原图裁切、缩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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